李迅雷：生活用電量上升背后 灰色經濟還是國進民退

　　這兩年來，國企的盈利增速高于民企，不少人都在驚呼“國進民退”。確實，民企破產倒閉的案例遠超國企，民企在融資成本高企、消費增速回落的大背景下，盈利增速必然下降。但是，從1-8月份固定資產投資數據看，民企的增速在持續上升，國企的增速則大幅回落，似乎是“國退民進”。為何經濟增速下行背景下，民間投資反而逆勢而上呢？本文試從居民生活用電量增速異常上升為切口，探討“灰色經濟”現象。

　　【主要觀點】

　　生活用電量與電價、居民收入的背離現象如何解釋，需要更新視角。今年年初以來，用電量明顯回升，當初判斷是由于北方各地推進“煤改氣”。但短期“煤改氣”很難解釋用電量增速近年來的持續回升。隨之而來的是“另一個背離”——在居民收入增速回落、生活用電價格走高的背景下，居民生活用電量的增速卻不降反升，這需要深入分析。

　　“灰色經濟”或正在擴張。“灰色經濟”絕非貶義，也非中國特例，其他主要經濟體在經濟下行階段，都出現過“灰色經濟”的擴張。如表現為很大一部分社會群體參與經濟活動的形式，是使用生活用電而非生產用電，且這些經濟活動并沒有被納入官方統計。主要參與者或許來自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發的就業結構性轉換，典型代表是最近幾年火爆的直播、快遞、家政共享、出租共享。

　　“灰色經濟”擴張同時也是“國進民退”的反例。經濟轉型期往往會帶來“灰色經濟”不斷擴張，其中孕育出的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基本都由“民營”在主導，只是由于“灰色經濟”本身的隱蔽性，難以準確統計，但實質上反映了“民營”的擴張。另外，中國已經進入“存量經濟”主導時代，大多數行業都存在分化和集聚趨勢，無論國有還是民營都存在向頭部企業集中的跡象。如果把分化和集聚這一經濟轉型過程中必然發生的現象，粗暴地歸結為“國進民退”，就容易造成對當前經濟演進方向和投資方向的誤判。

　　【正文】

　　一提到“灰色經濟”，往往會率先聯想到改革開放之初的“雙軌制”，隨后多年經常與“地下經濟”、“|黑色經濟”相聯系，可能會讓人覺得“灰色經濟”并不是什么好的事物。但在當前階段，使用“灰色經濟”的提法，必須提前聲明，更多側重于中性表述，并不帶有貶義。

　　更多想描述的是那些由于統計體系并不完善，一些事實上存在的經濟活動，并未被納入統計范疇，而這部分恰恰是經濟轉型升級階段才可能出現的現象。在中國經濟轉型階段，這個由民間主導的經營活動，其體量正在逐漸變大。

　　如何解釋用電量與生產和收入相背離

　　今年年初，全社會用電量大幅度回升，當初大家的普遍判斷是，由于各地落實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14次會議上關于“推進北方地區冬季清潔取暖”的要求，導致原本通過燃煤取暖的方式，轉變為用電取暖，導致用電量大幅度增加。

　　但冬季結束后，全社會用電量的同比增速仍然高于工業生產的增速，這就很難用“煤改電”來解釋了。如果把時間拉長，其實從2015年底開始，全社會用電量當月同比增速見底回升，而工業生產始終保持平穩。甚至從2017年開始，全社會用電量當月同比增速超過工業生產的增速，也卻沒有帶動工業生產的回升。也就是說，更多是非工業的因素在牽引著全社會用電量增速的波動。

　　能源局定期公布城鄉居民生活用電數據，以及剔除掉城鄉居民生活用電后的生產用電數據。把二者比較后發現，生活用電的增速見底要遠遠早于生產用電，且增速也遠高于生產用電。顯然，從2017年冬季開始的“煤改電”并不能解釋2015年年中以來生活用電的持續高增長。

　　尤其是進入2018年以后，居民生活用電量的增速，基本維持在兩位數，如平滑后的8月份的增速為12.1%；而生產用電量增速則維持平穩走勢，與工業增加值的增速基本相當。

生活用電和生產用電當月同比增速比較

　　隨之而來的是“另一個背離”：為什么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回落，但生活用電量卻持續高增長？從2010年到2015年，盡管城鎮居民生活用電的季度增速波幅更大，但基本與可支配收入增速保持類似趨勢，但從2015年下半年開始，二者之間的“喇叭口”則不斷放大。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生活用電量當季同比

　　這還是在電價始終在上漲的背景下發生的——2010年，發改委公布《關于居民生活用電實行階梯電價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將單一形式的居民電價，改為按照電力消費量分段定價，居民用電越多，支付的電價水平呈階梯狀逐級遞增。

　　由此，除內蒙古西部地區和海南等極少數地方為，各個地方先后通過采取階梯電價的方式，上調居民生活用電的平均銷售價格。

各地居民生活用電平均銷售電價增幅(2016年較2010年)

　　也就是說，在居民收入增速穩中有落、居民生活用電價格走高的背景下，居民生活用電的增速不斷提升，這并不是一個短期“煤改電”能夠完全解釋，需要更深層次的剖析。

　　“灰色經濟”正在擴張

　　——典型代表如直播、快遞、共享家政

　　由于經濟結構的轉型，從事經營活動的部分群體正使用生活用電而非生產用電，即所謂的“灰色經濟”。

　　首先，“灰色經濟”的參與者，或許來自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發的就業結構轉換。2015-2017三年間，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合計減員3121萬，如果考慮到因為年齡原因自然退休的人口，根據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4年底15-59歲人口是9.2982億，2017年底是9.157億，三年減少了約1412萬。2017年全國就業人口為7.76億，跟全國15-59歲年齡段人口的口徑存在明顯差異。

　　因此，三年減少的1412萬人中，只有一部分能算作退出就業人員，因為第一產業的就業統計中并沒有明確退出就業的年齡界限。即便把這1412萬人全算作退出就業的人員，根據人社部公布的數據，一產、二產就業人員合計占比約55%，那么一產、二產中由于年齡自然因素減少的人員約776萬。

　　剔除這776萬，一產、二產因為非年齡原因減員2345萬左右。如果再加上這三年間從中等教育學校或高校畢業的學生約4500萬(前人社部部長尹蔚民曾在2016年說，我國“十三五”期間平均每年需要在城鎮新就業的以高校畢業生為主體的青年人大約為1500萬人)，則合計約6845萬，而第三產業就業人員三年共增員3508萬，也就是說，也就是說，還有約3337萬人并沒有實現在第三產業內就業。

第二產業新增就業(1978-2017)

　　其次，居民生活用電盡管經過“階梯電價”改革后逐步提價，但仍較一般工商業和大工業電價要明顯便宜。根據國務院網站2018年公布的資料，居民用電平均銷售電價水平為0.55元/千瓦時，僅約為大工業電價的86%，為一般工商業電價的68%。

　　再次，統計體系難以完全覆蓋“灰色”部分。這些經濟活動并未被納入官方統計的范疇。盡管經營成果不能反映，但用電量數據能夠反映其規模大小。

　　同時我國對城鄉居民收支狀況的調查，采用的是國際上通用的抽樣調查方法，會受“灰色經濟”的影響，對從事自由職業、兼職和零星勞動得到的勞動報酬存在數據低估的可能。

　　因此，如果考慮到超過3千萬人并沒有你納入官方的第三產業就業統計中，但這些員工通過非正式的途徑，使用家庭生活用電來進行工作，同時這些工作也會帶動下游家庭生活用電的需求，進而推動了生活用電高增長。

　　典型代表是最近幾年火爆的直播、快遞、家政共享、出租共享。以直播行業為例，2016 年初，隨著智能手機以及通訊網絡等介質工具的成熟，直播行業進入元年和產業和資本瘋狂階段。

　　2016 年短短三個月時間里，包括映客、花椒、一直播等超過100 家直播平臺拿到融資，其中至少有15 起億元級以上的投資額。

　　2017 年直播雖然進入整合調整期，但需求端仍呈現成長勢頭，行業整體營收達304.5億元，同比增長了39%，需求端直播APP滲透率已經達到21%左右。某統計

　　有人把“挖礦”和電動車的高增長作為居民用電量增速的上升因素， 這確實也可以作為部分原因，其中“比特幣挖礦” 確實屬于灰色經濟的一個小行業，但畢竟耗電量占比很小，且大部分沒有納入到居民用電的統計中。此外，電動車的保有量基數也很低，盡管增長很快，但電動車的耗電量對居民用電量總量而言應該無足輕重。

　　“灰色經濟”并非中國當前的特例，很多在經濟轉型或發生危機之后，都可能出現“灰色經濟”的擴張。例如在上世紀60-70年代的東歐，典型代表如匈牙利，居民特別是工薪階層，開始從事一些非正式的經濟活動，這些活動被冠以“灰色經濟”、“黑色經濟”、“第二經濟”等名稱。

　　在經濟轉軌過程中，“灰色經濟”發展勢頭則更加猛烈，具體則表現為人均實際收入不斷下降的同時，居民用電量卻飛速上升。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也存在“灰色經濟”的擴張跡象，例如盡管就業率數據持續上升，但始終沒有達到2008年的水平，并且家庭收入增速也較2008年要低很多，但個人消費支出的增速，卻早已回復到危機前的水平。

　　這或許正是由于大量的“灰色經濟”工作者，比如未登記的女傭、園丁或者開無照出租車的司機，通過自由職業、臨時就業等形式獲得收入，這些收入并不被統計部門獲得，但正是這些收入支撐了消費增速的快速修復。

　　美國個人消費支出同比增速與就業率

　　為何不能簡單歸為“國進民退”

　　從2015年底開始，不同所有制的工業企業利潤出現了明顯分化，規模以上國有工業企業利潤增速大幅反彈，而私營工業企業利潤增速明顯回落，但二者的分化能否用“國進民退”這種簡單的二分法來描述？

固定資產投資呈現“國退民進”

　　不妨先看上面這張圖：國有控股單位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在2016年上半年達到23%后回落，至今年1-8月份，已經回落至1.1%；而民間投資增速也是從2016年上半年跌入至單月負增長，然后逐季回升，到今年1-8月份，累計已提高到8.7%。

　　這也說明，若單純從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看，現階段實際上處在十分明顯的“國退民進”中。因此，我們應該更加客觀、理性地看待當前經濟轉型階段的行業結構變化特點，不能簡單粗暴地把所有這些變化歸結為“國進民退”。

　　第一，“灰色經濟”繁榮背后反映了民營經濟的擴張。經濟轉型期往往會帶來“灰色經濟”不斷擴張，其中一些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往往都由“民營”主導，只是由于“灰色經濟”本身的隱蔽性，既不能算“私營企業”，也不能算“個體工商戶”，更不能納入“私營工業企業”統計范疇，難以準確統計，但實質上反映了“民營版圖”的擴張。

　　第二，規模以上私營工業企業狀況缺乏“民企代表性”。如統計局公布的7月私營工業企業單位數約為21.67萬家，不到全國私營企業的1%(工商總局2017年9月：全國私營企業2607.29萬家)。更何況除私營企業之外，還包括大量的個體工商戶(工商總局2017年5月：全國個體工商戶超過5400萬戶)。

　　第三，無論是國有還是民營，都處在行業內部大分化過程中。中國已經步入“存量經濟”主導時代，大多數行業都存在分化和集聚趨勢，無論國有還是民營都存在向頭部企業集中的跡象。如果把分化和集聚這一經濟轉型過程中必然發生的現象，單純地歸結為“國進民退”，就容易造成對當前經濟演進方向和投資方向的誤判。

　　例如，把經濟分化和集聚現象總是歸結為所有制因素，那就很難解釋諸如房地產、家電等這些民營企業主導行業的“頭部集中”現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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