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質量發展評判體系亟待構建

　　推動高質量發展，首先要構建評價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只有這樣才能更加科學地對經濟發展水平進行多維度衡量，并找出我國當下經濟高質量發展所存在的缺陷和面臨的問題。

　　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就要求加強統計制度的改革與創新，加快對經濟發展中的新動能、新經濟的統計制度以及統計方法的建立，對經濟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實施動態監測。

　　經濟發展的高質量不能僅依靠市場的作用，還需依靠政策進行聯動調節。而為了防止宏觀調控所出現的尋租設租和政策失靈等問題，就需要建立一套合理的政績考核體系來規范頂層設計。

　　高質量發展是中國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的轉型升級，這種轉型升級是將經濟從以外延性增長為驅動力轉變為以內涵型增長為驅動力，同時也是一個將產業從以低勞動成本和低附加值為主向高附加值的知識密集型轉化的過程。伴隨著高質量發展我國經濟將從以依靠投資拉動升級為依靠投資和消費的共同作用拉動，速度和效益也將完成有效的結合，資源利用率將大大提升，生態環境也會得到更好的保護。高質量發展的目標已經確定，但是高質量發展缺乏明確的理論標準，也沒有建立起高質量發展的評判體系。要實現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轉變，當務之急是需要明確高質量發展的標準，并構建高質量發展的評判體系。

　　明確衡量高質量發展的標準是推進高質量發展的基礎

　　為了能夠更加全面的衡量經濟發展質量。參照目前學術界關于經濟發展質量內涵的界定，衡量經濟發展質量的標準應包含經濟發展的有效性、協調性、創新性、持續性、穩定性和分享性等方面，具體表現在。

　　1。經濟發展的有效性。“有效性是經濟學中衡量經濟增長質量的具體體現，也是經濟能否持續增長的重要保障。”經濟資源配置比例、配置方式和配置效率決定了經濟發展質量。如果經濟發展質量依賴于生產資源數量的增加，那么經濟發展就是數量型方式，經濟發展的效率就較低；如果經濟發展依賴于經濟資源配置效率，那么經濟發展就是質量型方式，經濟發展就有效，經濟發展質量就較高。

　　2。經濟結構的協調性。產業結構在國民經濟體系中占主導地位，包括供給結構、需求結構、國際貿易結構和國際投資結構，產業之間存在著投入與產出的關系，可以體現產業之間相互依賴和相互影響的關系，因此，如果產業之間能夠相互服務和相互促進，產業之間就是協調的。城鄉協調發展，優化城鄉結構，提高城市化水平，通過工業化促進經濟持續增長和經濟質量的提高。在世界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的經濟發展總是與其他或地區之間經濟相互聯系的，因此，經濟發展的協調性可以用產業結構比、最終消費水平、城市化水平和對外開放水平來衡量。

　　3。經濟發展的創新性。經濟發展的創新性包含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管理創新等。進入21世紀，知識經濟的興起使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管理創新等推動經濟發展的作用更加明顯。從本質上講，創新能力是推動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經濟效益的提高、加快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源泉和手段，是衡量經濟發展質量的重要標準。

　　4。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經濟要得到持續性發展，前提是必須有效地利用自然資源，避免過度開發，并對生態環境進行有效保護。粗放式經濟發展必然付出巨大的資源和環境破壞的代價，這會導致經濟低質量的發展，人民生活質量下降。因此，經濟發展質量的標準必須把資源利用和環境代價考慮進去。

　　5。經濟運行的平穩性。經濟發展的穩定性是指國民經濟平穩運行的情況。國民經濟平穩運行是經濟健康發展的基礎，是提高經濟發展質量的重要保障。經濟發展的穩定性是國民經濟發展速度在一個適度范圍內波動，不出現較大的波動，使資源優化配置并得以充分利用。如果經濟發展出現過熱現象，總需求過度高漲，經濟發展速度過快，通常會導致通貨膨脹；而如果經濟發展速度過慢，總需求不足，企業對未來發展預期持有悲觀態度，投資急劇下降，失業率增加。因此，國民經濟平穩運行，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就越好，資源就會有效配置和利用，經濟發展質量就越高。這一指標可以用經濟增長波動、價格波動、就業波動等來衡量。

　　構建高質量發展評判體系是推進高質量發展的當務之急

　　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必須加快形成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政策體系、標準體系、統計體系、績效評價、政績考核，創建和完善制度環境，推動我國經濟在實現高質量發展上不斷取得新進展。但是到目前為止，高質量發展的評判體系沒有建立起來，高質量發展缺乏明確的導向，經濟發展中依然存在著為GDP的現象。因此，構建六大體系組成的高質量發展的評判體系是推進高質量發展的當務之急。

　　1。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推動高質量發展，首先要構建評價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只有這樣才能更加科學地對經濟發展水平進行多維度衡量，并找出我國當下經濟高質量發展所存在的缺陷和面臨的問題。同時，不同的人對高質量發展的內涵與外延的理解不同，從而導致了學界和實施工作部門缺少對高質量發展的一致性評估，這就需要我們建立一個統一的指標體系去評估測算經濟發展的質量，并以此更好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建立的前提是明確高質量發展的維度。復旦大學殷醒民教授主張五個維度：全要素生產率、科技創新能力、人力資源質量、金融體系效率、市場配置資源機制。同時也有人主張用五大發展理念作為指標體制建立的五大維度，我們主張用經濟發展的有效性、協調性、創新性、持續性、穩定性和分享性六個維度來建立指標體制。高質量發展則要求我們增加反映產業、行業、地區等各方面的結構協調性方面的指標、質量效益指標和新動能發展指標，多用質量效益指標去考核各類主體。特別是在加入質量指標時，要多從工業增加值率、企業杠桿率、有效投資率、產能利用率幾個方面考核經濟的發展狀況，從而更好地反映價值鏈分工、經濟發展結構、勞動者報酬及投入產出的比率。在評價時應更加重視民生事業發展和資源環境改善情況，并將就業、收入、消費、生態環境等指標重要性不斷提升。

　　2。高質量發展的政策體系。高質量發展的政策體系就要把數量型政策與質量型政策相結合，長期政策與短期政策相結合，把正向引導與負面約束相結合，運用負面清單制度來引導高質量的發展。從完善宏觀政策、產業政策、微觀政策、改革政策、社會政策等多個方面健全更高質量發展的政策體系。

　　3。高質量發展的標準體系。高質量發展應在宏觀、中觀和微觀層面都有所表現，因此在這三個層面上都應建立合理的標準體系。首先，在宏觀方面高質量發展的標準體系表現為中高速合適的增長速度。近年來雖然我國經濟發展增速有所下降，但仍是世界上發展速度最快的經濟體。而現今我們所需要做的是在穩定當前合理的經濟增速的同時，加強經濟發展新動能的培育，釋放出經濟發展的潛在增長率，為長期發展提供保障。其次，在中觀方面高質量發展的標準體系表現為結構合理的產業系統和梯度合理的地區差異。在高質量發展的標準下要做到生產要素的跨區域有效流動，從而資源配置在區域間的不平衡、不協調等結構性矛盾問題。最后，在微觀方面高質量發展的標準體系表現為產品和服務的質量系統化和品牌系統化。系統化的質量標準是對市場進行監控、糾正與改進活動的重要途徑。當前我國制造業領域關鍵零部件和中間品的國產配套水平較低，存在過分依賴進口的問題，同時我國產品的品牌、品質、品種都與世界先進水平有一定差距。因此通過推進產品與服務的質量系統化，有助于其考核與衡量，并促進其在對比中實現升級趕超。

　　4。高質量發展的統計體系。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就要求加強統計制度的改革與創新，加快對經濟發展中的新動能、新經濟的統計制度以及統計方法的建立，對經濟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實施動態監測。同時，繼續利用大數據、互聯網、云計算等新興技術來提高統計生產力，變革統計生產流程，提高統計效率，提高數據質量。人民的幸福生活才是高質量發展所追求的終極目標，因而除去經濟指標，生態環境、城市基建、醫療、教育與養老等問題也應當納入高質量發展的統計體系中。只有這樣，高質量發展才能做到立體、多樣和以人為本。

　　5。高質量發展的績效評價體系。高質量發展下的績效評價就是對其完成程度及投入與效益進行的結果分析，追求這一效益意味著我們要一定程度上淡化對經濟增長速度和數量的追求，而更看重質量與效益的提升，更看重經濟建設與社會建設、生態建設的協同發展。高質量發展績效評價要從四個方面來考核：一是經濟增長速度，這是高質量發展的基石，高質量發展下的經濟增長速度需要靠效率提高來驅動；二是經濟結構，高質量發展階段的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比重比高速增長階段有顯著提升，同時在這一階段我國的產業與產品在國際分工中應處于較高分工地位等；三是創新成果質量，這是績效評價的可信與關鍵。

　　6。高質量發展的政績考核體系。經濟發展的高質量不能僅依靠市場的作用，還需依靠政策進行聯動調節。而為了防止宏觀調控所出現的尋租設租和政策失靈等問題，就需要建立一套合理的政績考核體系來規范頂層設計。高質量發展的政績考核指標要求我們弱化速度指標，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切實破除唯GDP論，完善干部考核評價體系，把質量提高、民生改善、社會進步、生態效益等指標和實績作為重要考核內容。對于限制開發區域，不再一味地考核地區生產總值，減輕其總量壓力，以防地方政府在經濟建設時為追求經濟總量而忽視了經濟發展的可持續。因此在構建高質量發展的政績考核體系時應引導地方政府和干部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克服政策設計中的短視性，從長期出發進行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并建立政策決定的終身負責制，運用法律和政策制度進行監督使得政策決定更加慎重，從而更有效的實現經濟調控措施的軟著陸，進一步發揮政策的理論前瞻性和現實指導性。總而言之，科學合理的政績考核體系既要看發展又要看基礎，既要看顯績又看潛績，特別是要把民生改善、社會進步、生態效益等指標和實績作為高質量發展考核的重要內容。

　　(作者系西北大學中國西部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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