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生領域應限制資本過度追逐利潤

　　一些房屋中介公司通過融資大舉進入所謂長租公寓市場，引起房租大漲。這個問題引起了熱議。進而，社會輿論開始重新審視資本在中國社會轉型中的角色。

　　在過去十年，中國經濟結構逐步由第二產業為主向第三產業為主轉移。隨著產能過剩的惡化，第二產業的利潤率逐步走低，面臨轉型升級的壓力。與此同時，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積累了大量過剩資本，這些廉價資本需要一個投資出口，因此，互聯網創業、金融創新以及服務業證券化等成為潮流。

　　資本在開發市場與追逐利潤過程中，大部分打著創新旗號，由于鼓勵創新以及新業態、新模式等，因此，一些監管部門放松了對資本的監管，使得一些投資人更加大膽和貪婪，社會缺乏制衡方式，從而讓一些資本在缺乏監管的環境中走向野蠻。

　　這在一些涉及民生領域的資本化過程中體現出危害性。比如社會資本涌入學前教育領域，而連鎖幼兒園要上市，就需要通過業績和股價向資本負責，因此，會快速擴張規模、招收更多幼兒，并降低成本，以賺取更多利潤。這種快速擴張以及壓低人工成本的做法就會影響到幼兒教育的質量。

　　近日爆發疫苗問題的長生生物，在2014年接受了投資人6億元投資出讓20%股權，然后借殼黃海機械登陸A股市場，并給投資人連續三年凈利潤累計12億元的業績承諾，因此長生生物鋌而走險，大肆造假，對利潤的過度追求是原因之一。

　　當前，房屋租賃ABS支持中介公司大規模介入所謂長租公寓市場，作為二房東而非自持物業，將租金證券化后賣給金融市場。與兒童教育、疫苗等一樣，居住同樣是民生領域，商業資產(寫字樓、酒店等)租金證券化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在個人租房市場，尤其是非自持物業，證券化在世界上是罕見的，因為房租不僅由市場決定，大部分會嚴格監管以免引起社會問題。

　　在上世紀末，曾因財政有限而實施了住房、教育與醫療的“市場化改革”。但是，這些民生領域的市場化改革如果沒有很好的政策規劃與行業監管，很容易過度資本化，從而影響民生，甚至扭曲經濟結構。比如在住房領域，住房商品化改革的過程中，由于地方政府追求土地財政，對土地供應加以控制，并將住房完全交給市場，導致當前過高的房價成為一個越來越嚴重的社會問題，并沖擊了實體經濟與服務業。

　　我們認為，民生領域可以市場化，但不應過度資本化，因為資本追求更多利潤，必然在涉及生活必需品方面影響國民生活。應當說，在民生領域，政府需要采取一些政策，限制資本過度追逐利潤。

　　在中國經濟結構由第二產業為主向第三產業為主轉移的時候，資本將會試圖把一切服務作為生意進行證券化，并通過追求短期業績改善，迅速在資本市場套現。這種利益短期化會增強對民生領域的種種破壞性“市場開發”。尤其是考慮到在一些服務業領域(比如幼兒教育、居住、養老、醫療等)，居民選擇的空間有限。

　　當然，我們并非仇視資本，而是對資本追逐短期利益而表現出的貪婪和野蠻表示擔憂，因為它們最終會將所有成本轉嫁給消費者和社會。因此，首先，需要政府部門加強監管能力的建設，避免資本為了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而進行“破壞性運營”，傷及消費者。我們在一系列事件中發現了監管缺位現象，這不是偶然，正因為監管不足才縱容了資本和企業違規和違法行為。

　　其次，長期以來，政府將主要資源與精力用于促進本地經濟增長，尤其是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在公共服務等民生領域投入較少，比如學前教育、保障性住房、養老等，民生領域投入不足造成的公共服務稀缺，給了資本更多機會進行市場開發。

　　政府的監管缺位以及民生投入不足，導致資本大規模涌入民生服務領域“淘金”，一些公司為了快速變現，會采取“竭澤而漁”的模式，提供不合格的商品或服務(減少成本)，或者抬高價格。

　　在經濟轉型與社會轉型的雙重過程中，資本與社會都會處于轉型不安的狀態，資本投資會追求短期化，社會則對民生領域的風險與價格異常敏感，這兩種狀態就會導致某一事件爆發后引起全民的關注和焦慮。這對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地方政府和有關部門應該積極有為地承擔起監管與服務職責，逐步滿足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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