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致力于解決阻礙消費的市場與體制因素

　　統計局數據顯示，2018年7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0734億元，同比名義增長8.8%，增速比6月份略降0.2個百分點，但高于5月份0.3個百分點；從環比看，剔除季節因素，7月份比6月份增長0.67%，增速高于5月份，與4月份持平。1-7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9.3%，增速與上半年基本持平。

　　由于投資下行以及出口不確定性增加，當前中國消費數據備受市場矚目。在過去幾個月，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回落，一些社會輿論也在爭議是否已經出現消費降級的現象。應當說，消費在保持總體穩定的同時，存在抑制增長的種種因素。

　　首先，房價快速上漲對消費形成擠出效應。過去房價過高只是一線城市特殊現象，但過去兩年，全國大部分城市房價都上漲了50%-100%，二三四線城市的工資水平因產業結構而難以上漲，這就會造成居民買房按揭壓力過大，而準備買房的家庭緊衣縮食以儲蓄首付，從而對消費產生擠出效應。

　　過高的房價與調控措施也影響了住房銷售，商品房銷售面積增速較去年明顯回落，上半年同比增長3.3%，比去年同期回落了12.8個百分點，對家電、家具、裝潢等行業構成沖擊。但是，受影響最大的是汽車消費，連續出現負增長，7月增長-2%。汽車消費負增長現象去年初就已經出現，主要與房價過高樓市過熱有關，作為一個僅次于住房的大件消費品，所受影響首當其沖。

　　高房價的一個直接后果是家庭部門杠桿率快速攀升，上海財經大學的一份報告顯示，截至2017年，中庭債務占GDP的比重為48%，已經遠遠超過其他發展中。報告認為，家庭杠桿率每升高1個百分點，城鎮家庭人均實際消費支出就會下降0.11個百分點。事實上，由于互聯網推動的小額信貸規模快速攀升，年輕一代透支消費已成習慣，這些都透支了中國人的消費能力。

　　其次，房價大幅上漲的直接結果就是房租價格上漲，并主要傳遞到城市服務業成本當中。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主要統計的是居民實物消費，不能完全反映居民服務消費情況。也就是說，當居民需要為服務消費支出更多的時候，就會影響到商品消費能力。

　　另一方面，服務業消費比重增速較快，根據統計數據，目前服務消費占居民消費支出的比重已經超過40%，如果再加上價格不斷上漲，必然會影響商品零售。據文化和旅游部數據，上半年國內旅游人數超過28億人次，同比增長11.4%；國內旅游收入超過2.4萬億元，增長12.5%。

　　其三，經濟增長與收入增長預期的不確定性對消費產生了影響。上半年，去杠桿對金融體系以及地方投資平臺的無序發展起到了抑制作用，也影響了一些投資項目的進程與行業增速，再加上地產業受到更嚴格的調控，市場會預期經濟增速放緩，股市因此出現持續下跌，人們開始信奉現金為王，避免風險。

　　受各種因素影響，上半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6.6%，同比回落0.7個百分點，居民收入增長放緩對一部分居民消費能力和預期提升可能也有所制約。可以看出，這一系列因素共同制造了一個較大的不確定性預期，可能對就業穩定和收入水平產生影響，進而影響人們的消費意愿，開始減少支出。

　　應當說，中國消費放緩是整個經濟增速換擋與結構調整所產生的必然結果。隨著宏觀經濟增長放緩，在2017年36.6萬億元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規模基數上繼續高增長是違背規律的，如果考慮到結構調整陣痛的影響，正常的消費變化合情合理。因此，不應該繼續像以前那樣將消費作為拉動增長的工具，依靠短期政策“刺激”透支消費，那樣反而會繼續扭曲經濟結構。

　　我們應該致力于解決阻礙消費的市場因素與體制因素。首先，必須及時有序地將住房成本降下來，避免出現越來越多的房奴，房價過高不僅抑制個人消費，也會大幅提升商業與服務業成本；其次，建議加快推進系統性的分配制度改革，讓更多的工薪階層成長為中等收入階層，增強居民的消費能力 ，與此同時增加公共服務與社會保障的投入；其三，大幅削減稅費成本，不管是商品服務、個人所得還是消費環節，以及供應鏈體系，政府從中獲取的稅費偏高，從而抬高了商品價格，也抑制了個人可支配收入增長，只有改變失衡的分配格局，才能真正建立內需驅動的可持續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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