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進一步以開放促進改革與競爭

　　國務院國有企業改革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7月26日在北京召開。會議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國內外環境發生了新的變化，面臨新的挑戰，改革任務仍任重道遠。

　　在全球經濟大調整之際，當別國熱衷于通過貿易推動再平衡的時候，中國領導人正在艱難實施結構性改革，希望步入高質量發展軌道，為實現既定發展目標打下基礎。需要注意的是，新時代邁向高質量發展的改革是在舊土壤中行進，一定會遇到種種既得利益的阻礙以及思維慣性的干擾。因此，改革過程就必須避開一些舊思維，才能取得更大成效。

　　首先，是“調和思維”。中國傳統儒家文化講究中庸之道，折中調和以實現“和”的狀態，即和諧穩定，一個群體里面(比如或家族)要實現目標需要一個裁判。中國在經濟增長過程中，也沿用了這種思維進行宏觀管理：以結果(比如增長目標)為導向，增長過快(熱)就抑制，增速下滑(冷)就刺激，以實現穩定增長(和)。

　　中國經濟發展存在多目標，其中包括調整經濟結構。調整經濟結構是從1980年代就提出的政策目標，但到現在為止結構性問題依然突出，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們以增長為導向的“調和思維”，過度依賴信用刺激促進增長，強化了對傳統產業以及固定資產投資的依賴。

　　“調和”實際上就是政府干預過程，在以結果為導向的思維慣性之下，會忽略市場規則的建立以及對程序的尊重，在追求確定性目標的過程中，調控是不確定性，因此，市場在缺乏規則的同時又會過度信任政府的“增長導向”，甚至進行單邊投機，降低了風險意識與規則意識，從而在宏觀上制造巨大風險。

　　現在，中國要求建立現代市場經濟體系，本質上就是要實現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作用，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規則，減少政府對經濟運行的干預。防范與化解金融風險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讓金融機構、企業以及地方政府重視風險與遵守規則，避免繼續單向豪賭。

　　其次，是“幫扶思維”。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地區間發展很不平衡，因此，中央財政會向落后地區進行財力性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實現各地公共服務水平的均等化，彌補基礎設施短板。這是非常必要的。關鍵是，應該在這個過程中激發落后地區內生性發展。在過去十幾年里，中央推出了諸如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等發展戰略，為他們提供更好的政策與資源。但是，這些地區至今依然需要加強內生性增長。

　　中國傳統諺語說，“幫困不幫懶”。改革開放至今四十年，一些地區在改善本地營商環境方面進步甚微，反而越來越重的依賴債務與轉移支付。因此，中央政府應該在必要的轉移支付以削除公共服務差別之外，將某些幫扶政策、資源以及領導人政績考核，與當地營商環境的改善掛鉤，實行正確的激勵機制。

　　一般而言，越是落后的地區，法治水平與市場化水平都比較低。如果說改革開放初期東部沿海地區有開放政策優勢，現在外部的差別因素減少，起到決定性作用的是當地政府治理能力。應該加強考核和制約，從上而下倒逼這些落后地區提高治理能力，以避免產生“無底洞”效應。

　　其三，是一些領域內的保護思維。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初，工業化水平比較低，大部分行業處于需要保護的“幼稚狀態”，因此，中國以發展中地位加入世貿。此后十幾年的高速發展是任何人都沒有預料到的奇跡。

　　隨著中國一些行業高速發展與進步，應該相機逐步加大行業開放，提高市場競爭程度，以促進本國企業在國際競爭中提高競爭力。但是，我們在完全遵守世貿協議前提下，主動性開放進展并不算快，使得中國很多產業在規模發展的同時，缺乏高水平產品競爭，從而產生傳統產能過剩與高端供給不足的現象，這也是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解決的難題。

　　1980年代初，美國經過長期凱恩斯式刺激，經濟全球競爭力下滑。美國以鋼鐵工業為標本，總結保護帶來的教訓，認為保護主義政策沒能阻止鋼鐵工業競爭能力下降，實際上保護了落后產能，并造成鋼材消費部門成本上漲削弱了國際競爭力。因此，1980年代美國政府對經濟結構的調整沒有從制定工業政策或產業政策入手，而在貿易政策、科技政策進行調整。

　　現在，中國正在實施更大程度的開放，并鼓勵科技創新，也是調整經濟結構并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改革措施，這有利于引入國際競爭，倒逼中國企業轉型升級。同時在一些行業里，也需要讓保護思維式微；需要進一步以開放促進改革，促進競爭。

《需要進一步以開放促進改革與競爭》閱讀地址：http://m.osxg.com.cn/2018/0727/12511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