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質量發展需要建立失衡糾偏機制

　　當前中國經濟運行中的失衡，主要有三類：一是房地產與實體經濟之間的失衡。表現為資源進入房地產領域過多，不愿意進入實體經濟領域。二是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的失衡。表現為資本不僅蜂擁而入金融領域，而且在金融體系內部自我循環、自我膨脹，為實體經濟服務不到位。三是實體經濟內部的失衡。表現為高技術、高質量的產品供給不足，而一般性的生產能力嚴重過剩。

　　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跨越關口。對高質量發展階段的一些基礎問題進行分析，不但有利于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還有利于推動經濟全面轉型升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經濟工作和經濟政策的實踐。

　　高質量與高速度發展的特征差異

　　高質量發展的基本特征，是與高速度發展的基本特征比較得出來的。這兩個發展階段的差異很多，主要表現為以下幾方面：

　　第一，評價標準：單維與多維。高速度發展的評價標準很簡單，就是單維的評價，數量有無和多少是評價的主要標準。但是對高質量發展來說，評價標準就是多維的，標準中加上了許多主觀的因素，因此就顯得非常復雜。過去對高速度發展，只需要從一些總量增長的指標去評估就可以了，如GDP、財政收入、利用外資等增長情況。但是對高質量發展，就要從新發展理念的角度去綜合評價，一般認為，高質量發展是創新成為第一動力、協調成為內生特點、綠色成為普遍形態、開放成為必由之路、共享成為根本目的的發展。由于質量具有多維性和主觀性，如何把無數的個人偏好加總為社會偏好，就是一個很大的難題。這提示我們，由于評價的困難性，諸如要建設為高質量而競爭的經濟體制等努力，需要有與過去不同的方法。

　　第二，歷史背景：短缺與過剩。在高速度發展階段，中國處于人均幾百美元的貧困發展階段，因而趕超戰略自然而然地成為經濟戰略的主要選擇。這時，好壞不是主要矛盾，有無和多少才是問題的核心。在資源短缺的條件下，有什么辦法可以快速地增加生產能力、提供更多的產出，就是最優的辦法，就會成為政策追求的目標。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升，過剩經濟成為常態。從需求結構的變化看，人民群眾對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變成了對美好生活的需要，需求層次迅速上升，除了對物質的需要體現為更好而不是更多外，對服務的需求上升速度更快。從供給側的變化看，落后的社會生產變成了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供給的總量問題轉化為供給的結構問題，宏觀經濟管理不再是為了解決有無的問題，而是要解決好壞的問題，解決滿意不滿意問題，解決結構的不均衡問題，解決質量的高低問題。

　　第三，實現手段：計劃和市場。高速度發展階段，生產力的低水平和消費的低層次，決定了經濟活動的內容和標的均質性和單一性，企業產出間的差異度。市場范圍、市場門類和經濟規模都比較小，相對來說，決策者掌握這些信息容易，成本較低，這時計劃手段是效率較高的方式。因此在高速度發展階段，政府作用的范圍和領域可以比較大，政府替代民眾選擇、實現集中的非均衡發展是完全有可能的。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隨著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方面美好生活需要對應著的市場和非市場的范圍和規模都在擴大，另一方面需求結構也呈現為多樣性、多元化、差異性和多變性。這時無論是企業還是政府，獲取信息的成本都很高。對于政府來說，集中獲取信息和處理信息的成本更高。實施信息分散收集和處理，讓市場主體自己決策、責任自負的內生調節方式，仍將是最優的資源配置方式。但是也應該看到，迅速增長的非市場調節領域的擴大，會使經濟生活中出現更多的市場失敗現象，這就要求政府必須轉移作用領域和改變基本職能，從干預市場主體決策和干預市場活動，轉向進入非市場領域發揮基本的調節作用，為市場活動提供更多的外部經濟性。

　　當前中國經濟運行中的失衡與糾偏

　　從高速度發展全面進入高質量發展需要有一個較長的過渡期。這不僅是因為發展有慣性力量的作用，而且是因為當前的政策決策系統面臨著一系列急需處理和解決的重大問題。這些問題是過去的發展方式下累積的，是繞不過去的坎，拖延它們的解決只會導致出現更大的問題。

　　當前中國經濟運行中的失衡，主要有三類：一是房地產與實體經濟之間的失衡。表現為資源進入房地產領域過多，不愿意進入實體經濟領域。二是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的失衡。表現為資本不僅蜂擁而入金融領域，而且在金融體系內部自我循環、自我膨脹，為實體經濟服務不到位。三是實體經濟內部的失衡。表現為高技術、高質量的產品供給不足，而一般性的生產能力嚴重過剩。解決上述第一個問題的思路是：一方面要抑制以房地產炒作、金融體系自我循環為特征的虛擬經濟的過度膨脹；另一方面也要想方設法提升實體經濟的盈利能力，增加其對資本投入的吸引力。其中，對前一個方面的問題，我們不是說要用簡單的行政命令去限制虛擬經濟活動，而是要反其道而行之，用增加優質資產供給的辦法來抑制虛擬經濟的泡沫化。

　　從商品短缺走向資產短缺，是我們進入新時代的一個重要特征。如果不能提供大量的優質資產供民眾和社會選擇，資產短缺狀態會進一步加劇，從而使資產價格不斷上升，形成更加劇烈的結構失衡現象。如，我們需要通過建設更多的城市群落的戰略，平抑城市化中的住宅需求，從供給側抑制房地產泡沫；我們應該通過加快劣質企業退出市場的辦法，讓更多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進入資本市場，給投資者更大的選擇；我們要發展更多的合格的機構投資者，提供更多的理財產品和工具，滿足民眾的理財需要。糾正實體經濟內部結構的失衡，主要是要用競爭政策公平競爭環境，加速新動能企業的進入和競爭失敗企業的退出，使資源能夠按市場供求信號進行順暢流動。

　　面對經濟體系的重大結構失衡，當務之急是要堅決打勝三大攻堅戰：

　　一是防止金融風險。高速度發展階段地方政府較多地把國有企業作為投融資平臺，發揮國有經濟對穩增長的調節作用，因此必然導致其債務較多、杠桿率水平較高的問題。目前中國企業負債占GDP比率約在150%—160%左右，在全球主要大國中位居第一。其中，國有企業的負債占非金融企業總負債的70%左右。為了防止出現可能的、系統性的、重大的金融風險，要以結構性去杠桿為基本思路，分部門、分債務類型提出不同要求，地方政府和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要盡快把杠桿降下來，努力實現宏觀杠桿率穩定和逐步下降。其中，最重要的是必須堅決消滅僵尸企業。僵尸企業必將導致高杠桿，從而可能引發金融危機。現在的很多僵尸企業如果不能被及時處理掉，越積越多，那么一方面它們要繼續消耗和占用國民經濟中寶貴的信貸資源、物質資源和市場資源，繼續加大信貸投放從而進一步提高實體經濟杠桿率；另一方面，從動態看也會通過復雜的傳導機制，進一步加大杠桿率水平：即僵尸企業增多—行業供求總量和結構關系進一步失衡—產品價格不斷下跌—全行業企業業績變得更差—無法彌補歷史欠賬(拖欠的工資、社保、應付賬款、設備減值等)，無法更新改造技術設備，無法歸還銀行欠賬—企業負債率進一步上升—銀行不良率進一步上升、政府財政收入降低、員工工資收入無法改善—金融風險概率上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去產能、去杠桿，一個主要的任務就是要去僵尸企業。

　　二是實施精準扶貧。精準扶貧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底線，也是為了兌現2020年全國進入全面小康社會的承諾。我們不能說一方面中國進入了高質量發展，另一方面又存在很多的絕對貧困人口。高質量發展的一個基本要求，是不能隨意拔高或者降低貧困的標準。精準扶貧的形式有多種，如，產業扶貧、易地搬遷扶貧、就業扶貧、教育扶貧和健康扶貧等。其中，產業扶貧是最重要的。

　　三是生態環境污染的防治。生態環境也是我們進入全面小康社會的短板之一。重點是結構性政策要發力。要做到：調整產業結構，即減少過剩和落后產業，增加新的增長動能；調整能源結構，即減少煤炭消費，增加清潔能源使用；調整運輸結構，即減少公路運輸量，增加鐵路運輸量；調整農業投入結構，即減少化肥農藥使用量，增加有機肥使用量。

　　抓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破立降

　　面對經濟體系的重大結構失衡，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新思路已經很明顯：要通過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這個龍頭，重點在破、立、降三個方面下功夫。所謂破，即要破除無效供給，把處置僵尸企業作為重要抓手，推動化解嚴重的過剩產能；所謂立，即要大力培育經濟增長的新業態、新技術、新模式、新動能，發揮現代金融、科技創新、人力資源對實體經濟振興的作用，推動傳統產業優化升級；所謂降，即要以提升實體經濟企業競爭力為目標，降低企業的各種制度性交易成本，如減稅降費，深化金融、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等壟斷部門行業改革，降低融資、用能、物流成本。

　　在實施破立降的行動中，要注意充分發揮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的龍頭作用，具體來看主要有：

　　一是要對資本市場的融資功能與財富增值功能進行對稱化改革。中國資本市場發展中的主要問題是重企業融資輕投資者財富增值功能，不僅難以使居民得到財產性收入，而且反過來也影響了企業的上市和融資。振興中國股市，要把對投資者利益的保護放在第一位，以此啟動資本市場的制度改革，如建立IPO與退市之間的掛鉤制度，加大對侵犯投資者利益的上市公司的監管和懲罰力度，出臺保護中小投資者條例。

　　二是房地產市場要弱化投資功能。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炒的”的原則，用政策手段突出其耐用消費品的功能，抑制其資產泡沫。隨著資本市場的振興，這樣必然會促使一部分滯留在房地產市場的資金流入到股市，從而可以自動平穩地化解房地產泡沫的危險，實現房地產市場軟著陸。同時也可以激活長期低迷的中國股市，使中國股市徹底地活躍起來，增加對新動能企業的技術創新的支持。

　　三是在資本市場活躍度上升的過程中，可以通過政策鼓勵上市公司兼并收購，消滅僵尸企業、化解產能過剩和提高企業集中度，提高企業對價格的控制能力。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要達到的目標。資本市場是進行產業結構和組織結構調整的最有效的工具，也是實施破、立行動的最靈敏的微觀機制。有時，產業內或產業間復雜的結構重組，往往只需要一個大規模的增發、一個反向收購就能完成，因此它作用要比行政命令的效率高得多，摩擦小得多。

　　四是金融市場支持技術創新和產業創新。戰略性新興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和先進制造業，它們在不同的發展演化階段需要有不同的金融市場支持。在新技術應用的早期階段，需要由風險資本來扶持，不適合由商業銀行的穩健貨幣資金投入。后者只適合成熟階段的技術創新活動。金融部門通過對技術創新活動的資產證券化，可以讓更多的科技型企業與資本市場一起成長，同時也能鼓勵技術創新活動為社會提供更多的質量更高、收益更高的可投資資產。

　　五是打破要素市場的壟斷，通過競爭降低企業要素成本。要素市場存在各種壟斷，是中國實體經濟企業盈利能力弱的重要原因。以商業銀行業為例，在中國3300余家A股上市公司中，大小銀行雖然只有25家，占比不足1%，但2016年這些銀行的利潤總額占全部A股上市公司利潤總和的30%以上。這一現象除了說明中國融資結構的傳統性外，更多地反映了商業銀行業的壟斷地位，以及銀行利用自身的市場地位對實體經濟日益嚴重的擠壓。因此，商業銀行包括國有商業銀行，不應該成為反壟斷的法外之地。只有抓住反壟斷這個“牛鼻子”，才能把銀行業的改革引向深入，才能使金融回歸本源，服從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

　　(作者系南京大學教授、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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