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成本須由政策驅動轉變為改革驅動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日前發布的2018年降成本調查分析顯示，企業成本上升得到緩解，負擔減輕；實體經濟企業成本有所下降，盈利狀況有所改善；降成本目標任務取得階段性成果，但任務依然艱巨。

　　“當前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的方式多為分散的政策式降成本，政府部門紛紛出臺相應的降成本政策，短期內會產生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未能觸及降成本改革的深層次部分，也就是無法真正降低制度成本，導致這一模式不可持續。”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認為，未來必須要轉向改革式降成本，改革式降成本才是降低制度成本的唯一出路，也是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

　　為何要轉變降成本方式

　　劉尚希認為，當前的政策式降成本更加關注成本下降的一側，缺乏提升企業盈利能力的有效措施，單純的降成本并不能帶來企業盈利能力的提升，因此要完成降成本改革的初衷，就必須要有新的改革思路。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調研發現，現有的政策式降成本有助于改善盈利狀況，降成本政策帶來企業綜合成本下降，進而促使企業利潤增長，但并未顯著改善企業盈利能力或是消化成本的能力。究其原因，目前包括融資、稅費、人工、物流、用電用能等各類降成本政策，多數是做減法，短期內會改善企業的盈利狀況，但有時候盡管企業盈利能力增強，若碰到大的負面沖擊，也會有盈利狀況惡化的情況。

　　劉尚希表示，政策式降成本多體現為行政式、命令式、運動式，這樣的組織動員方式，短期內會有效果，但是會有很大的隱患，而且可能產生一些副作用，包括一些成本反彈等問題。他認為，政策式降成本難以持續還體現在其組織方式上，多為“行政式、命令式、運動式”，更多的是一種單項推動方式，行政色彩濃厚，制定政策從政府自身考慮多，這樣的降成本未能充分考慮公眾、企業的偏好和具體降成本需求，導致出現政府一方唱“獨角戲”，企業參與感和獲得感并不強，降成本政策和企業需求未能實現很好的匹配，無法有效解決企業成本的痛點。

　　劉尚希說，改革式降成本核心在于降制度成本。改革式降成本就是要通過改革來降成本，主要是降低制度成本或宏觀成本。降低微觀成本主要通過企業自身的挖潛來降低，降低制度成本則需要政府來主導進行。對微觀主體而言，只能被動接受制度成本或宏觀成本，只有少數企業可以通過自身的成本消化能力來主動化解。制度成本會轉化為顯性、隱性的各種成本，制度成本高會帶高所有企業成本，它會體現在企業的各類要素成本、稅費成本、社會成本等上面，僅靠單純的政策式降成本難以真正降低制度成本。

　　劉尚希表示，改革式降成本要以“破”和“立”來實現“降”。

　　一是要破舊體制。破除那些不利于要素市場化改革的制度瓶頸和制度壁壘，例如對不同所有制企業用工、用能、用地、融資等的差異性對待；破除行政性壟斷，破除各種地方保護主義行為；破除那些束縛國企市場化改革的制度約束，包括剝離國企的供水、供電、供熱、養老等社會負擔讓其輕裝上陣。二是要立新體制。新體制要從整體觀出發，統籌考慮各類降成本之間的利益平衡關系，通過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設計來實現制度成本的降低。新體制是長期動態可持續的，不是為了一時的降成本目標。新體制是一種多元協商共治的模式，可以有效調動其各個利益主體的積極性，例如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等。三是降制度成本。破舊立新的根本目的是降低制度成本，因此破舊立新的過程實際上就意味著制度成本的下降，也意味著企業微觀成本的降低，這才是降成本最終所要實現的目標。

　　如何實施改革式降成本

　　首先，改革式降成本要以公共風險管理為導向。現實中生產、生活的成本本質上都是因風險轉化而來的。劉尚希表示，公共風險水平上升速度快于制度變遷，宏觀成本就會上升，微觀成本也就會水漲船高。當定價機制不是按照歷史成本，而是按照未來的風險來定價時，公共風險水平上升，就意味著經濟主體所需要的風險準備擴大，就意味著所有的生產要素都會變貴。在這種情況下，包括實體經濟在內的成本會全面提高。高成本與高風險只是同義的不同表述而已。

　　因此，政府降成本改革要以公共風險管理為導向，通過制度變革來降低公共風險，自然就會降低制度成本或宏觀成本，企業微觀成本會隨之降低。這種公共風險管理為導向的改革，需要對政府的宏觀管理體系進行徹底的改革，上下級政府之間的權力分配、同級不同政府部門間的權力分配，這些權力分配需要和各自所承擔的公共風險管理責任進行有效匹配，這實際上可以形成一種常態化的降成本效果，而不是運動式的降成本，更加注重政府自身的改革，而且定位在公共風險，而非私人或市場風險，后者是由市場機制來進行化解的，不需要政府來越位處置。

　　其次，改革式降成本要激發企業降成本的內生動力。劉尚希認為，政策式降成本不是推動平等競爭的制度建設，很多政策例如補貼、各種產業支持政策、五花八門的基金，這些無助于構建公平競爭的營商環境，無法激發企業降成本的內生動力，反而激勵企業去找關系要政策，帶來各種亂象。

　　改革式降成本體現著政府職能轉變，政府從更多的做事轉向政府怎么更好地做事、正確地做事。從多轉向好，不顧好只顧多就是亂作為。因此，改革式降成本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關鍵是要打破企業“等、靠、要”的預期，增強企業降成本的內生動力，也就是要切實增強企業的盈利能力，實現從“要我降”到“我要降”的轉變。

　　劉尚希說，在調研中發現一些地方在降成本中出現了各種亂象，例如企業不去從自身增強研發和創新能力來化解成本，而是過度依賴政府政策，將降低成本的希望都壓在政府政策上面，這會模糊政府和市場的邊界，有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初衷，會帶來企業行為異化；對政府同樣帶來負面影響，政府替代市場來決策增強了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干預，造成各種價格信號扭曲。改革式降成本要打破一些企業的政策依賴癥，打破路徑依賴，當企業意識到這一點，就會主動來增強化解成本能力，會自主加大各種創新投入，從而提高產品附加值和競爭力，也就是最終來提高盈利能力。

　　再者，改革式降成本要形成中央和地方協同發力的局面。劉尚希認為，當前的政策式降成本多以中央為主，地方落實和執行相關政策，盡管有一些地方出臺了相關的降成本指導意見，但是仍然存在著主動改革作為不足的情況，更多的是形式上落實政策，缺乏因地制宜的改革創新，從而弱化了降成本政策效果。其中的一個體制性因素是，地方政府擔心一些因地制宜的做法被扣上變通的帽子，上級政府督察時可能會視同違規，因此不敢去做相應的變革。

　　劉尚希說，改革式降成本要形成一套激勵相容的機制，讓中央和地方能夠協同發力，共同推進降成本改革，讓降成本改革在各地能夠充分釋放地方活力，減少信息不對稱帶來的決策失誤或執行偏差，這就需要中央與地方政府間強化溝通交流，達成目標共識并一致推進。畢竟地方政府距離企業最近，更了解企業的成本結構、降成本的難點和重點，如果能夠把這些信息及時反映給上級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有關部門，這有助于不斷完善降成本的政策。同時，因為地方政府有相對自主的權限，他們可以因地制宜地推進降成本改革，結合地方產業轉型升級和經濟高質量發展，形成各地區特色的降成本政策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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