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污染后治理

（/），在西方發達的工業化進程中，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一條發展道路，多數研究者認為環境和經濟發展之間表現出的“倒U形”曲線關系反映了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那么到底應不應該先污染后治理呢？

1991年，美國學者格羅斯曼和克魯格提出了著名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理論”。該理論認為在某一，發展初期污染物排放量會隨經濟增長而增加，達到拐點后，污染物排放量會逐步下降。也即經濟增長和環境污染之間呈現“先污染，后改善”的倒U形曲線形狀。

有人認為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就像我們不生病就會加班工作一樣,要先解決溫飽問題,才能考慮環境。以前需要發展,環保意識不夠,而且生產力低下,導致資源浪費,環境污染。另一方面,經濟水平低,吃飽才是最重要的,因此花錢的治理就被擱置了；等經濟發達了,污染治理才被重視和實施。

但目前看來，“先污染后治理”并非所謂的經驗和規律，而是赤裸裸的血的教訓！無論是發達的本身實踐，還是正在生態環保道路上步履維艱的我國，都是最好的證明。

作為率先工業化的先驅者們，發達在早期發展過程中，由于對生態環境的輕視，釀成了巨大的災禍。老牌工業英國，首都倫敦是世界聞名的“霧都”；1930年比利時爆發駭人聽聞的馬斯河谷煙霧事件；1943年美國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如此種種，不勝枚舉。直到20世紀70年代，西方發達紛紛投入巨資治理污染問題，同時也將重污染企業逐步轉移到發展中，完成“先污染后治理”的艱難歷程。

反觀我國，早在20世紀80年代，便提出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堅決不重蹈發達“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轍。這是一個極具前瞻性的設計，為我國后續的生態環保工作順利開展掃清了障礙，奠定了理論和政策基礎。

自改革開放以來，短短30多年的時間，我國經濟突飛猛進，迅猛發展勢頭令世界矚目，創造了西方發達幾百年的工業化業績，與此同時也帶來了生態環境的惡化與污染事件的頻繁爆發。粗放的發展方式，在為經濟發展注入巨大引擎動力的同時，也讓環境壓力猛增，大氣污染、水體污染、土壤污染、垃圾圍城等系列的困境成為社會可持續發展與民眾生存健康的巨大殤痛。

可持續發展的道路設計極富前瞻性，為何在后續的發展過程中依舊出現“先污染后治理”的苗頭？正如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王毅所說：“方向無疑是正確的，但這種轉變是一個結構性、過程性、系統性的問題，不可能一夜之間就轉變過來。”

基于國情，我國用9%的耕地養活了20%的人口，看似地大物博，實則環境承載能力薄弱，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的路子，在我國行不通，也不能行。因此，從過去先污染后治理轉變到保護優先，需要過渡戰略和政策，需要對各種生態制度文化給出優先次序，把握輕重緩急，需要新舊體制、制度、法律之間的良好銜接。主席習近平曾表示：“那種要錢不要命的發展，那種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壞后恢復的發展，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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